从南宁出发，乘坐K字头火车，经过二十六个小时的硬座旅程。我父亲安静地坐在窗边，头在玻璃上轻轻碰撞，牢牢捂着腹部的手即使在梦中也未松开。原本体重一百四十斤的他，这两个月瘦到不足一百一，棉袄在他身上显得格外宽松，仿佛是借来的衣物。我无法入眠，心中反复回想着县医院医生的那句话：“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最好去大医院检查一下。”票是我在网上盯了三天抢到的硬座，卧铺已经售罄，高铁费用太高。我对父亲谎称肝上有个小囊肿，上海的医生技术高，检查完就能回去。他选择相信了我的话。

凌晨四点多，父亲醒来感觉口渴，我递给他水杯，他喝了几口又闭上眼睛。桌上有一包沙琪玛，是我母亲特意带来的，但自出发以来无人动过。抵达上海时间是下午两点半，我搀着父亲出站，走出不到两百米，他就需停下喘息，脸色苍白，像条无助的鱼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来到中山医院。门诊大厅人山人海，各地方的患者拖着行李箱，发出不同的方言。我将父亲安顿在走廊的塑料椅上，自己去排队挂号，最终只挂到了普通号，又在自助机打印了之前的检查资料。县医院的CT片子如医生所吩咐，我提着大塑料袋，不时发出沙沙声。

叫号时，父亲站了起来，刚走几步便停住，问我：“要不我们回去吧，花这个钱做什么？”我急忙劝他等一下。我父亲没有再说话。年轻的医生看完片子，询问了几道问题，随后在电脑上敲打了一阵，告知我们需要做几项新的检查，包括增强CT、甲胎蛋白和其他功能评估。我一边听着一边在手机上记下，生怕遗漏任何细节。

检查安排在第二天，我忙碌于抽血、造影和等待，腿渐渐感到无力。父亲在等候区安静地坐着，不问也不看手机，只是凝视着墙上的展板。结果在下午出来，医生没有当着父亲的面告知我。他把片子放到灯箱下，仔细观察，然后跟我说：“你出来一下。”

走廊灯光冷白，医生手握几份报告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肿块不小，位置在右叶，门静脉已出现癌栓，已是中晚期。手术可以尝试，但风险较高，也可先做介入治疗，看能否缩小肿瘤再进行评估。”我靠着墙，感到阵阵凉风袭来。他提到TACE、靶向药物和免疫治疗，虽然我听了但却又似乎未能完全吸收。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父亲还在等我回去，期盼我告诉他一切无碍。我默默点了点头，低声对医生道谢。

推门而入时，父亲正将外套叠好放在膝盖上，他目光抬起，眼中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，似乎一切都明白，又如同在等待我开口。我告诉他：“医生说可以治疗，但要住院一段时间。”他静默看着我，两秒后只轻轻回应了一个字：“行。”然后便将外套披回了身上。